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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湖北省消费委员会秘书长陈方军、副秘书长蔡浩、投诉部主任聂喜洋、法律与新闻宣传部主任陈蓉、副主任胡翠兰一行，中国消费者报湖北记者站站长吴采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戴盛仪一行，对“调解网”、湖北省律师协会律师调解中心调解庭进行调研。湖北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律师调解中心办公室主任宫步坦，“调解网”老龄人维权部负责人杨霞、消费者维权部负责人代亚菲参加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之前，陈方军秘书长为获得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荣誉的戴盛仪、吴采平、宫步坦三人颁发荣誉证书。 宫步坦详细介绍了“调解网”、湖北省律师协会律师调解中心的发展现状以及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工作情况。戴盛仪作为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获得者代表发言。陈方军秘书长作总结发言，对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荣誉获得者予以充分肯定，鼓励荣誉获得者及所在单位积极发挥“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的示范作用，引领更多机构、更多志愿者加入到消费维权的队伍中来。
人物介绍：坚持公益服务，带领团队闪耀荆楚。 人物事迹：宫步坦，调解网负责人，湖北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律师调解中心办公主任。十年来，他以自身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经验，不间断地从事普法、调解和维权等公益法律服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长期致力于为消费者维权，获评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 宫步坦为大学生讲授法制课 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记者吴采平)“从事普法、调解和维权等公益服务，很辛苦，有事还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很委屈，但我和我的团队会坚持公益服务的初心，为消费维权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心。”10年来，宫步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带领“调解网”公益团队闪耀荆楚 宫步坦是湖北省“3·15”律师团顾问律师，2012年参与创办“调解网”并作为负责人，组织和参加上百次普法活动，被中宣部、司法部评为“六五”普法全国先进个人。2015-2020年共受理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00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2018年3月至2020年9月，接受调解案件6212件，为社会化解大量矛盾纠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共调解各类纠纷193件，化解经济纠纷涉案金额2690余万元。 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将调解主体从消费者协会扩展至其他调解组织，宫步坦带领“调解网”公益团队主动与消费者保护组织合作，积极参与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调处工作，化解了大量消费维权纠纷。2020年，调解网公益团队成功调解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166件，涉及网络购物纠纷、产品责任纠纷、装饰装修等买卖合同纠纷和消费服务合同纠纷。 疫情期间为300多名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武汉市某区人民法院的大量法官下沉社区一线辛勤值守，无法审理案件，适逢该区15家物业公司向区法院起诉要求104户业主缴纳物业费，区法院遂委托“调解网”对104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进行诉讼前调解。宫步坦迅速组织各方当事人采取线上方式进行调解，经过与物业公司和业主方多轮沟通，宫步坦判断多家物业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的物业服务问题。为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他积极说服物业公司降低诉请的物业费金额，成功调处了该批案件。 武汉市某健身房销售人员发布的“健身房创始会员招募”广告中承诺“充50即可抵1000”，消费者刘某等人见价格优惠便与健身房签定了健身合同，但健身房却一直没有开业的迹象。消费者向健身房提出退卡退款要求，并要求支付合同金额3倍的赔偿金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然而健身房却拒绝退卡退款，也拒绝提供相关补救措施。 “调解网”公益团队调处此纠纷时，已有200多位消费者误信“充50即可抵1000”承诺而缴纳了会费，该健身房的欺诈行为给众多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困扰。在调处过程中，健身房负责人态度强硬，拒不退卡退款，使调解一度陷入僵局。“调解网”公益团队多次召集双方现场协调并反复沟通，最终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己任 消费者王某2020年在武汉某超市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个店面里花276元购买了两盒“荆味五福临门礼盒”，生产日期为2019年5月2日，但后来发现礼盒中的热干面保质期仅为6个月，早已超过了保质期。王某要求超市退还购物款并依法赔偿2760元，但遭到超市方的拒绝。“调解网”工作人员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最终超市同意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并承诺今后将加强管理，及时对过期商品进行下架处理。 2016年，24户业主与武汉某公司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缴纳购房款，合同约定公司于2017年向业主交付房屋，但该公司至2020年仍未交付，给业主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调解网”公益团队多次现场协调，组织双方进行沟通。最终，24户业主与该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0年来，宫步坦带领的“调解网”公益团队从未向当事人收取过任何费用或报酬。他表示：“做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很辛苦，会遇到很多挫折。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提供普法、调解和维权等公益服务，但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甚至被质疑。但做公益，坚持就是胜利，现在‘调解网’公益团队的注册人数已超过900 人。”本文来源：中国消费网作者：吴采平 责任编辑：王峰
近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实施长江保护法座谈会，湖北省人大代表、“调解网”负责人宫步坦应邀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湖北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游劝荣与8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对人民法院在实施长江保护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游劝荣院长首先对各位与会嘉宾长期以来给予湖北法院工作尤其是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关心、支持、帮助和监督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在长江保护法实施前夕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听取大家对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实施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探讨，为全省法院全面履行长江保护法的法定职责，提升湖北法院环境司法保护水平，更好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座谈会上，宫步坦围绕长江保护法的贯彻实施，从在武汉设立专门的长江生态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服务机制，鼓励和扶持有关单位、个人通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参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湖北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覃文萍主持座谈会，湖北省高院副院长周佳念介绍了全省法院长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作情况，湖北省高院部分内设机构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2020年12月17日下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吴义文庭长、董俊武法官、刘晓磊法官助理，对“调解网”进行调研。湖北省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人刘健、副秘书长叶胜生参加调研。湖北省律师协会网络信息法律专委会主任、律师调解中心办公室主任宫步坦，“调解网”总干事曹红玲、互联网+协调专员朱倩、软件开发工程师袁周参加调研座谈会。吴义文庭长指出，应当全面落实律师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选拔一批公益律师和有志于公益法律服务的其他调解员，积极参与多元解纷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利用互联网技术尽快实现“同步卷宗”、“电子送达”，助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律师调解工作更加快捷高效；力争将调解组织的在线调解平台与“移动微法院”等人民法院对外工作平台实现无缝对接，协同工作，信息同步，资料互通，帮助在线调解平台从“能用”到“好用”，最后达到“管用”的目的。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破制约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促进要素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迫在眉睫。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商事领域的矛盾纠纷多发引发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从世界范围看，商事调解是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商事争议解决手段，它与商事审判、商事仲裁相辅相成，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发挥着各自作用，不可或缺。我国没有单独的商事调解立法，这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言，尚需补充完善。 商事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 2018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46个国家2019年首批签署《公约》，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商事调解协作的普遍认同。然而，我国现有商事调解制度尚无法与《公约》实现良好的衔接。例如，我国立法将经调解所产生的争议解决结果区分为调解书和调解协议，前者被赋予了强制执行力，后者还需经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方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根据《公约》第1条、3条的规定，因调解所产生的、当事人为解决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具有国际性的协议（即和解协议），可在公约国依照其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该公约规定的条件得到执行，无需经过司法确认。 以人民调解协议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但法律约束力不等同于强制执行力，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依据2002年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之规定，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认定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的是传统民事纠纷，主要涉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人身纠纷和财产纠纷。商事调解制度则解决商事活动中的各类纠纷，如商贸纠纷等。《公约》第 1.2 条明确规定了调解适用的范围，将消费类争议以及家庭、继承、就业类争议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 我国司法实践坚持将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全部纳入需要司法确认的范围。法院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时，不仅要进行形式审查，还要针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与《公约》对成员国的要求相悖。《公约》的核心要求是，成员国应认可符合《公约》要求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因此，有必要对照《公约》的要求，重构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 积极推进商事调解制度发展 在传统政策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大调解”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商事调解制度发展完善。2009年印发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件中第一次将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并称，即将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从传统的调解“三驾马车”格局中分离出来。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深化司法改革、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明确提出“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员法院或者人民法庭依法申请确认其效力”，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正式明确经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可以进行司法确认。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支持当事人通过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选择其认为适宜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明确成为“国际商事调解机构”。 商事调解立法的基础及设想 中国商事调解制度，不仅在特定商事领域内打开了商事调解的大门，更将契约精神、商法自治、社会自治等商事理念推向整个中国社会。在营商环境法治化背景下，根据商事纠纷的特征重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健全和完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十分重要。从国际层面看，《公约》为当事人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了统一有效的框架，必将大大推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从国内层面看，特定政策背景下确立的中国商事调解制度雏形，必将迅速改写商事调解机构与商事审判机构、商事仲裁机构之间的格局关系和发展模式。 中国现有的调解立法，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名称中有“调解”二字的法律仅有三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内容中出现“调解”二字的法律很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还有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与“调解”密切相关的司法、仲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 笔者建议，我国应在维持现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大调解”格局的基础上，尽快制订一部统一适用于国内、国际商事纠纷的商事调解法，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商事调解制度。我国商事调解立法可以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公约》为参照，同时参考其他国家的商事调解立法。我国商事调解法的基本框架结构，可包括总则、商事调解机构、商事调解员、调解程序、调解协议、与诉讼和仲裁的对接机制、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和附则，共8章内容。总则一章，包括立法目的、商事调解含义、原则、适用范围等；商事调解机构一章，包括商事调解机构的性质、设立、职能等；商事调解员一章，包括调解员的要求、职责、培训、担任调解员的规定等；商事程序一章，包括调解程序的开始、调解员的人数、调解的进行、调解员与当事人的联系、信息披露、保密、调解程序的终止等；调解协议一章，包括调解协议的性质、内容、生效、可执行性等；与诉讼和仲裁的对接机制一章，包括商事调解与诉讼的对接、商事调解与仲裁的对接、商事调解协议在国内法院的执行等；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一章，包括国际商事调解的含义、适用范围及《公约》的适用等；附则一章，包括当事人缴纳调解费用、法律的生效实施等。 （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产业教授，武汉市法学会社会纠纷多元化解研究会会长）
周冶陶（右）于 2012 年 12 月在公益普法活动中发言调解网发展历程 2012年3月，刚从湖北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职位上退休不久的“普法奶奶”周冶陶，发起并创办了公益法律网站——调解网，旨在通过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居民调解等社区公益法律服务，促使当事人互相理解，解决居民纠纷，化解社区矛盾，推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调解网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发起了“法在社区”“法在援助”“社区说案”“法律热线”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考察帮教”等公益活动，旨在为人民群众处理纠纷，将法律普及到社区到居民。调解网在各类公益法律服务中取得广泛好评，先后获得湖北省“助残文明号”“2014年度湖北省杰出青少年维权岗”“2014—2015年度全国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称号，以及第二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银奖。 2015年2月，武汉市武昌区居民调解中心依托调解网，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后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审核认定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依法自行受理和承办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2017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法学会社会纠纷多元化解研究会经武汉市法学会批复成立，研究会以调解网为平台探索社会纠纷化解相关问题。 2018年3月，湖北省律师协会律师调解中心在湖北武汉成立，依托调解网现有的律师调解品牌、律师调解员团队、律师调解经验和“互联网+”等优势，构建全省律师调解员网络。 2019年，调解网经过多年的累积沉淀，成功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首批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社会服务机构，荣获湖北2019“希望伴飞计划”公益项目（A类）大赛一等奖，获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贡献突出实施单位”荣誉称号，并成立了调解网驻襄阳工作站。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荆楚大地。调解网充分发挥拥有法律服务志愿者、心理咨询志愿者、社会工作志愿者等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不同特长的人才优势，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投入抗击疫情阵线，以多元化途径助力抗击疫情。疫情期间，调解网接受武汉市6个基层法院委派、委托的调解案件，组织律师调解员远程调解、异步调解，通过在线调解平台调处矛盾纠纷，在疫情期间共调解各类纠纷202件，化解经济纠纷涉案金额26901824.6元。 一路走来，调解网秉持公益之心、一心为民。在更远的未来，调解网将继续不忘初心，坚持公益，为有需要的群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服务，凭借专业优势与法治理想为社会贡献力量。 “普法奶奶”周冶陶：创办调解网 “退休不歇，走社区，问案情，辨真假，留得清廉伊还是；调解为宗，建民网，明法理，讲宽严，依然风雨我重来。”这是2015年周冶陶荣获“荆楚楷模”荣誉称号时获得的评价，也正是周冶陶多年工作的真实写照。 1980年11月，“普法奶奶”周冶陶从武汉大学调入省检察院工作，与“法”结缘。2011年从省人大内务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位置上退休时，她已和“法”打了半辈子交道。在此期间，她曾担任湖北省实践我国刑法的第一批公诉人、省检察学校第一任校长、省检察院反贪局第一任局长等职务。众多的头衔和荣誉没有改变周冶陶与法律工作之间的联系，为了给有需要的群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服务。2012年，退而不休的周冶陶正式创办调解网。 创办之初，周冶陶亲力亲为，她一口气发出200多封信件求关注，“我办了个纯公益服务的法律网站，面对草根，不收费”，希望大家多多参与。与大多数公益组织不同的是，她将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官、检察官、律师、人民调解员、公证员、仲裁员、高校法学教师等法律专业人士“一网打尽”，以普法到居民为最终目标，网上线下专业普法，推动第三方调解。 “前两年，我还担心网站后继无人，如今，已经吸引了900余名法律服务志愿者加入。除了网站，我们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周冶陶表示，“为群众服务是一辈子的事，我还想在网站上开设普法课堂、视频对话等栏目，让更多人懂法守法并找到用法的门道。” 时至今日，调解网先后与湖北省、市妇女联合会、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武汉市武昌区政协，武昌区司法局，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新洲区人民检察院等9家检察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铁路中级人民法院、武汉海事人民法院、武昌区人民法院等12家法院及多家律师事务所“互粉”，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公益普法。 截至2020年9月，在调解网注册的居民调解员已有700余位，他们在网上提供法律咨询，在线下参与“法在社区”“法在援助”“社区说案”和“法律热线”等活动。 现在，几乎每周，调解网都会提前公布线下公益活动的主题、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接受法律专业人员的网上志愿报名，并从中确定数名参加活动的“居民调解员”。这些调解员构成了周冶陶团队的中坚力量，他们走街串巷，织起一张线下的“网”，宣传法治，为基层群众处理各种“疑难杂症”。曹红玲：扎根社区 服务社区 圆梦社区 “我现在觉得赚钱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够去帮助一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曹红玲说。 曹红玲是湖北金卫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调解网总干事。 起初，曹红玲大多处理的是一些商业案件。在加入调解网的队伍后，她的工作重心有了很大转变，开始向公益项目倾斜。 2012年，曹红玲加入调解网。加入之初，她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调解网只是一个律师推广平台，注册不需要任何费用，就直接注册了。到后来，她参加了调解网组织的公益活动后，不仅对调解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现在，她认为做公益也是她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律师是法治宣传的主力军，在普法的道路上，律师应该毫无功利心的进行普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次普法活动都能真正起到作用。 为遭家暴的女人打离婚官司，为单亲妈妈讨社保，为卖菜摔倒的老人要赔偿，为美团骑手追回丧葬费和抚恤金……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曹红玲每周都会到社区“坐班”，为遇上麻烦事的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在社区开展普法讲座，为暑期的孩子们开展模拟法庭活动，帮助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曹红玲向青年律师指导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 在曹红玲看来，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即“契约社会”过渡。许多事关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疏导和解决。截至目前，她共接待咨询700多人次，开展普法讲座30多场，承办社区法律援助案件50余件。 2019年7月28日，曹红玲在全省律师党建工作先进典型表彰会议上，作为全省优秀党员律师代表发言。曹红玲在谈及6年派驻律师经历时表示：“律师往往只是站在己方当事人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身份去面对纠纷，其实可以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 2019年，曹红玲离开工作了６年的文卉苑社区，轮换到丹水池街丹北社区继续担任派驻律师。回首与文卉苑社区居民的6年相处，曹红玲和文卉苑社区所有的工作人员成为了朋友，她感慨道，“社区的各项活动他们会邀请我参加，就连节假日的各种福利他们都会给我留一份”。 “每当我走进社区，很多居民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端午节的时候，有些居民还送给我他们亲手包的粽子和咸鸭蛋。”也许正是人与人之间相互释放的善意和理解，让曹红玲由衷地表示，“我愿意扎根在社区，愿意服务于居民”。“95后”律师付阿北：我在公益普法中成长 “当我每次在调解网微信群中发布活动信息，法律服务志愿者积极响应参与时，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付阿北说。 大概我们都曾在“有所依赖、不太费力、相对稳定”与“不断突破舒适区、相对飘摇、但能迅速成长”这两个状态选择前徘徊，付阿北也如此。别看这个女孩，年轻，长得好看，私下里她却能与男教练格斗。然而曾经的她，是个连电话都讲不清楚的小姑娘。用付阿北自己的话说，自己小时候就没有远大理想，小伙伴们都想去当科学家、宇航员，她就只想过平平淡淡的生活。阴差阳错，后来她进入了法律服务这一极具挑战性的行业。付阿北（前排左一）参加学雷锋日普法活动 2017年2月，付阿北作为实习生进入调解网，担任公益法律项目主管。实习期间，她还曾想着要考个公务员，觉得女孩子最好的选择就是进入体制内工作，认为自己内向、胆小，不太适合做律师。当她看到自己所写文档从一字一句到成行成篇，而她自己从磕磕绊绊锻炼得能独当一面时，觉得自己好像逐渐学会了享受成为一名公益律师。 调解网工作覆盖面广，相关工作不复杂但非常繁琐。各种活动同时进行、几份项目书同时开工是调解网工作者的常态，因此，加班到深夜对于付阿北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不过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在这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历练。”付阿北说道。 当问到调解网诸多公益法律服务活动中，她最感兴趣的方向是什么时，付阿北回答：“是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还记得第一次去看守所做‘合适成年人’公益活动时，看到那样小的孩子被拷在讯问室里，面对检察官的问话，孩子们怯怯的回答着，会感到特别痛心！” 未成年犯罪一直被社会大众所关注。经统计，调解网成立以来，接触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超过300人。其中，犯盗窃、抢劫、聚众斗殴罪者居多。分析其成长环境等因素，发现家庭对青少年成长影响非常大，许多未成年人犯罪是父母离婚、没有人进行管教造成的。 付阿北表示，她最近在做一个未成年人的考察帮教工作。因为父母从小分开，犯罪嫌疑人没上过学，给他发微信都只能语音，每每见面，他都费劲地在笔录上签字。考察帮教期只有短短几个月，那他未来的生活怎么办？付阿北为此充满了担忧。付阿北说：“接触的案例越多，越发现普法宣传、权益保护的重要性，这也是每一个法律人应当承担起的社会责任。”而这，也正是调解网全体工作人员的心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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