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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2021年武汉市“出彩青春”公益创投大赛公益集市暨决赛在武汉市青少年宫圆满落幕，调解网（调解中心）申报项目——青少年之“法伴青春、法护成长”——荣获2021年武汉市“出彩青春”公益创投大赛优秀公益项目。 本次大赛旨在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火热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向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献礼。团市委书记柳新，团市委副书记朱海林，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长、武汉市委“两新”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翌，武汉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处二级调研员王维利，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邹欢，武汉市委政法委综治督导处副处长涂志国，武汉市扶贫办社会扶贫处二级调研员高琼等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项目颁奖。 此次大赛由武汉市委“两新”工委、团市委、市民政局联合主办，面向“两新”组织征集青少年思想引领、助推乡村振兴、助力基层治理、青年社群服务、青少年社会教育等领域的公益项目。路演现场，“法伴青春、法护成长”项目负责人杨森通过PPT演示，向专家评审团详细介绍了项目内容，本项目将开展12次普法课程培训，提供模拟法庭表演6次，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和“考察帮教”20人次。通过法律途径维护相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旨在打造武汉市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及困境未成年人帮扶品牌。该项目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赢得阵阵掌声。后续项目实施过程中，“调解网”将依托大赛平台，进行充分的资源对接与整合，促进项目落地生效，继续传递青春与理想之火炬，不断践行青春价值、不断发挥公益力量。
4月22日，湖北省消费委员会秘书长陈方军、副秘书长蔡浩、投诉部主任聂喜洋、法律与新闻宣传部主任陈蓉、副主任胡翠兰一行，中国消费者报湖北记者站站长吴采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戴盛仪一行，对“调解网”、湖北省律师协会律师调解中心调解庭进行调研。湖北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律师调解中心办公室主任宫步坦，“调解网”老龄人维权部负责人杨霞、消费者维权部负责人代亚菲参加调研座谈会。 座谈会之前，陈方军秘书长为获得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荣誉的戴盛仪、吴采平、宫步坦三人颁发荣誉证书。 宫步坦详细介绍了“调解网”、湖北省律师协会律师调解中心的发展现状以及在消费者维权方面的工作情况。戴盛仪作为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获得者代表发言。陈方军秘书长作总结发言，对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荣誉获得者予以充分肯定，鼓励荣誉获得者及所在单位积极发挥“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的示范作用，引领更多机构、更多志愿者加入到消费维权的队伍中来。
人物介绍：坚持公益服务，带领团队闪耀荆楚。 人物事迹：宫步坦，调解网负责人，湖北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律师调解中心办公主任。十年来，他以自身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经验，不间断地从事普法、调解和维权等公益法律服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长期致力于为消费者维权，获评2020年度“湖北最美消费维权人物”。 宫步坦为大学生讲授法制课 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记者吴采平)“从事普法、调解和维权等公益服务，很辛苦，有事还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很委屈，但我和我的团队会坚持公益服务的初心，为消费维权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心。”10年来，宫步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带领“调解网”公益团队闪耀荆楚 宫步坦是湖北省“3·15”律师团顾问律师，2012年参与创办“调解网”并作为负责人，组织和参加上百次普法活动，被中宣部、司法部评为“六五”普法全国先进个人。2015-2020年共受理并办结法律援助案件100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2018年3月至2020年9月，接受调解案件6212件，为社会化解大量矛盾纠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共调解各类纠纷193件，化解经济纠纷涉案金额2690余万元。 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将调解主体从消费者协会扩展至其他调解组织，宫步坦带领“调解网”公益团队主动与消费者保护组织合作，积极参与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调处工作，化解了大量消费维权纠纷。2020年，调解网公益团队成功调解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166件，涉及网络购物纠纷、产品责任纠纷、装饰装修等买卖合同纠纷和消费服务合同纠纷。 疫情期间为300多名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武汉市某区人民法院的大量法官下沉社区一线辛勤值守，无法审理案件，适逢该区15家物业公司向区法院起诉要求104户业主缴纳物业费，区法院遂委托“调解网”对104件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进行诉讼前调解。宫步坦迅速组织各方当事人采取线上方式进行调解，经过与物业公司和业主方多轮沟通，宫步坦判断多家物业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的物业服务问题。为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他积极说服物业公司降低诉请的物业费金额，成功调处了该批案件。 武汉市某健身房销售人员发布的“健身房创始会员招募”广告中承诺“充50即可抵1000”，消费者刘某等人见价格优惠便与健身房签定了健身合同，但健身房却一直没有开业的迹象。消费者向健身房提出退卡退款要求，并要求支付合同金额3倍的赔偿金以及承担违约责任，然而健身房却拒绝退卡退款，也拒绝提供相关补救措施。 “调解网”公益团队调处此纠纷时，已有200多位消费者误信“充50即可抵1000”承诺而缴纳了会费，该健身房的欺诈行为给众多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困扰。在调处过程中，健身房负责人态度强硬，拒不退卡退款，使调解一度陷入僵局。“调解网”公益团队多次召集双方现场协调并反复沟通，最终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为消费者挽回了经济损失，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己任 消费者王某2020年在武汉某超市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个店面里花276元购买了两盒“荆味五福临门礼盒”，生产日期为2019年5月2日，但后来发现礼盒中的热干面保质期仅为6个月，早已超过了保质期。王某要求超市退还购物款并依法赔偿2760元，但遭到超市方的拒绝。“调解网”工作人员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最终超市同意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并承诺今后将加强管理，及时对过期商品进行下架处理。 2016年，24户业主与武汉某公司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缴纳购房款，合同约定公司于2017年向业主交付房屋，但该公司至2020年仍未交付，给业主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调解网”公益团队多次现场协调，组织双方进行沟通。最终，24户业主与该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0年来，宫步坦带领的“调解网”公益团队从未向当事人收取过任何费用或报酬。他表示：“做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很辛苦，会遇到很多挫折。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提供普法、调解和维权等公益服务，但得不到当事人的信任，甚至被质疑。但做公益，坚持就是胜利，现在‘调解网’公益团队的注册人数已超过900 人。”本文来源：中国消费网作者：吴采平 责任编辑：王峰
近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实施长江保护法座谈会，湖北省人大代表、“调解网”负责人宫步坦应邀参加座谈会并发言。 湖北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游劝荣与8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有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对人民法院在实施长江保护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游劝荣院长首先对各位与会嘉宾长期以来给予湖北法院工作尤其是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关心、支持、帮助和监督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在长江保护法实施前夕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听取大家对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实施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探讨，为全省法院全面履行长江保护法的法定职责，提升湖北法院环境司法保护水平，更好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座谈会上，宫步坦围绕长江保护法的贯彻实施，从在武汉设立专门的长江生态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服务机制，鼓励和扶持有关单位、个人通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参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湖北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覃文萍主持座谈会，湖北省高院副院长周佳念介绍了全省法院长江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审判工作情况，湖北省高院部分内设机构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2020年12月17日下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吴义文庭长、董俊武法官、刘晓磊法官助理，对“调解网”进行调研。湖北省律师协会秘书处负责人刘健、副秘书长叶胜生参加调研。湖北省律师协会网络信息法律专委会主任、律师调解中心办公室主任宫步坦，“调解网”总干事曹红玲、互联网+协调专员朱倩、软件开发工程师袁周参加调研座谈会。吴义文庭长指出，应当全面落实律师调解制度的相关规定，选拔一批公益律师和有志于公益法律服务的其他调解员，积极参与多元解纷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利用互联网技术尽快实现“同步卷宗”、“电子送达”，助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律师调解工作更加快捷高效；力争将调解组织的在线调解平台与“移动微法院”等人民法院对外工作平台实现无缝对接，协同工作，信息同步，资料互通，帮助在线调解平台从“能用”到“好用”，最后达到“管用”的目的。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打破制约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促进要素流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迫在眉睫。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商事领域的矛盾纠纷多发引发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将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从世界范围看，商事调解是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商事争议解决手段，它与商事审判、商事仲裁相辅相成，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发挥着各自作用，不可或缺。我国没有单独的商事调解立法，这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言，尚需补充完善。 商事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 2018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46个国家2019年首批签署《公约》，彰显了国际社会对商事调解协作的普遍认同。然而，我国现有商事调解制度尚无法与《公约》实现良好的衔接。例如，我国立法将经调解所产生的争议解决结果区分为调解书和调解协议，前者被赋予了强制执行力，后者还需经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方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根据《公约》第1条、3条的规定，因调解所产生的、当事人为解决争议而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具有国际性的协议（即和解协议），可在公约国依照其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该公约规定的条件得到执行，无需经过司法确认。 以人民调解协议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但法律约束力不等同于强制执行力，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依据2002年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之规定，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认定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的是传统民事纠纷，主要涉及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人身纠纷和财产纠纷。商事调解制度则解决商事活动中的各类纠纷，如商贸纠纷等。《公约》第 1.2 条明确规定了调解适用的范围，将消费类争议以及家庭、继承、就业类争议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 我国司法实践坚持将经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全部纳入需要司法确认的范围。法院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时，不仅要进行形式审查，还要针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这与《公约》对成员国的要求相悖。《公约》的核心要求是，成员国应认可符合《公约》要求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因此，有必要对照《公约》的要求，重构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 积极推进商事调解制度发展 在传统政策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大调解”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商事调解制度发展完善。2009年印发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件中第一次将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并称，即将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从传统的调解“三驾马车”格局中分离出来。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深化司法改革、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明确提出“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员法院或者人民法庭依法申请确认其效力”，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正式明确经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可以进行司法确认。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支持当事人通过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选择其认为适宜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明确成为“国际商事调解机构”。 商事调解立法的基础及设想 中国商事调解制度，不仅在特定商事领域内打开了商事调解的大门，更将契约精神、商法自治、社会自治等商事理念推向整个中国社会。在营商环境法治化背景下，根据商事纠纷的特征重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健全和完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十分重要。从国际层面看，《公约》为当事人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了统一有效的框架，必将大大推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从国内层面看，特定政策背景下确立的中国商事调解制度雏形，必将迅速改写商事调解机构与商事审判机构、商事仲裁机构之间的格局关系和发展模式。 中国现有的调解立法，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名称中有“调解”二字的法律仅有三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内容中出现“调解”二字的法律很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还有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与“调解”密切相关的司法、仲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等。 笔者建议，我国应在维持现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大调解”格局的基础上，尽快制订一部统一适用于国内、国际商事纠纷的商事调解法，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商事调解制度。我国商事调解立法可以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以《公约》为参照，同时参考其他国家的商事调解立法。我国商事调解法的基本框架结构，可包括总则、商事调解机构、商事调解员、调解程序、调解协议、与诉讼和仲裁的对接机制、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和附则，共8章内容。总则一章，包括立法目的、商事调解含义、原则、适用范围等；商事调解机构一章，包括商事调解机构的性质、设立、职能等；商事调解员一章，包括调解员的要求、职责、培训、担任调解员的规定等；商事程序一章，包括调解程序的开始、调解员的人数、调解的进行、调解员与当事人的联系、信息披露、保密、调解程序的终止等；调解协议一章，包括调解协议的性质、内容、生效、可执行性等；与诉讼和仲裁的对接机制一章，包括商事调解与诉讼的对接、商事调解与仲裁的对接、商事调解协议在国内法院的执行等；国际商事调解的特别规定一章，包括国际商事调解的含义、适用范围及《公约》的适用等；附则一章，包括当事人缴纳调解费用、法律的生效实施等。 （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产业教授，武汉市法学会社会纠纷多元化解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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